全球分裂│贏家，還有落後國家

 

全球化向來是提升全球生活水準的強力引擎。經濟學這一行在很多公共政策議題上分裂嚴重，但對全球化的評價倒是團結一致。不過經濟學家建議全球化應繼續下去，已失去大眾的信任。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下，經濟學這一行已喪失「營業許可」，這是部分原因。但更受關切的因素在：經濟學家對全球化的熱情不夠精細。

 

這件事很奇怪，原因在「全球化」根本還沒成為經濟學概念。

 

它是新聞界造的合稱詞，把很多差別很大的經濟進程攪在一塊兒，那些進程不可能有共同效應，遑論有益於全世界。

 

經濟學這一行對全球化稱不上專業，生怕任何批評都會助長民粹，因此對那些不同進程的負面效應，沒什麼著墨。然而負面效應對尋常百姓很明顯，而經濟學家似乎不重視負面效應，影響所及，導致很多人拒絕再傾聽「專家」。為了讓我這一行重拾公信力，我們得拿出較平衡的分析，承認真的有負面效應，而且妥善評價它們，目標在設計出政策回應，而解決它們。

 

經濟學這一行承認「我有責任」，或許較為盡責，而非義正詞嚴地進一步為全球化辯護。

 

 

移民問題的「我有責任」

 

大企業利益變得對制定經濟政策極有影響力，政策的焦點之一便是移民的福利。企業界喜愛移民的理由很明顯：移民擴大可以招募的勞工來源。但是，企業界的利益與公民並不一致。雖說有些移民同時造福企業及公民，但有時候它會削減公民福利而有利於企業。

 

全球化把貿易及勞工移動搞混了，但真要區分，有個基本差別：貿易是由比較優勢驅動的，而勞工移動的動力則是絕對優勢。

 

結果便是，雖然按教科書的標準假設，移民促進全球效率，但是沒有理由指望移民對移出國及收容社會雙邊都有益處。移民造就第三類受益者，就是移民自己，他們是唯一毫不含糊的受益人（假如他們沒能得到好處，就不會移民了）。他們斬獲驅使勞工移動的生產力差距，移民提升全球效率，指的是原則上，移民的財物轉移既給收容國也給留在移出國的人，如此讓大家都更好過。

 

但沒有這種財物轉移，移民可是造成兩敗俱傷。對移民本人來說很明智，但不必然加總起來，對社會集體有益。舉個例子，儘管明顯錯用珍貴技能，但假如一位蘇丹醫生搬去英國開計程車為業，全球GDP還是上升了。

 

一旦將移民設在大都會租的背景當中，那它可能會招致公民付出成本，就變得明顯了。

 

大都會產出的「租的大雜燴」（rents of agglomeration），部分被地主取得，但主要是被高技能而住居需求低的人俘獲。如果國家向移民開放邊境，那麼潛在工人數目就會擴張。對這種典型的國家而言，全球勞動力要比國內勞動人口多上大約一百倍，因此完全開放邊境的效果會十分劇烈。很多外國人比起本國人，技能更高而住屋需求更低。因為他們有角逐那些高生產力職位的動機心，於是會叫國人不得安寧。

 

這種進程對全球有效率，大都會經濟會成長，租的大雜燴也一樣。只是現在拿到租的人是誰？

 

隨著勞動人口技能更強，又沒那麼需要住居，租會由地主轉移到技術工，而讓租愈難用課稅來取得。技術工當中，目前已在大都會保有高技術工作的人會受益；他們與技能更高強的人共事，會變得更有生產力。但是那些被排擠掉、失去大都會技術工職缺的該國公民，會失去若沒有移民本來可以拿到的租；他們只能到各省城市工作，生產力沒那麼高。

 

這樣會把租由公民轉給移民。假如公民表達政治態度而反射他們的自利，那麼我們可以料想這兩種效應會明白表現，一種是大都會高技能公民情感上力挺移民，而各省公民會有反移民情緒。

 

頗類似的事情已在英國發生。今天倫敦人口數等同一九五○年，但成員改變可觀。截至二○一七年，百分之三十七人口是第一代移民，而在一九五○年移民數微不足道。沒有移民，倫敦人口也不會縮水三成七，世上沒有一個大都會如此。更可能的是：移民引進的人口，比起很多英國公民，住居需求低而技能高，因此勝過公民而取得倫敦的工作職位。

 

英國脫歐公投揭露這種認同上的分歧。但倫敦與國家其他地方的差異，可以反映移民分歧的經濟效應，作用在市內兩個新階級上頭。

 

沒錯，分析脫歐公投，可以測出兩個有點反直覺的預測。理論預測說，沒被擠出倫敦的那些高學歷階級成員，會因為高技能移民注入倫敦市，而變得更有生產力，因此相形各省的高學歷人士，較不可能投給「脫歐」。我們發現這一點正確：他們較不傾向脫歐達二成五。

 

相形之下，出身較低學歷階級的倫敦人，面臨低技術移民的競爭，但還沒搬離城市，真的因移民湧入而有所損失，因此比起同階級而住別地方的人，較不可能投給「留歐」。這一點又告正確：較不可能的程度達三成。所以，可能在倫敦城內，理智經濟人還安然健在。階級成分的差異，還有移民造成不同的經濟影響，就解釋英國公投脫歐結果方面，比起流行的大都會說法，指責各省有仇外情結，要強得多。

 

移民造成公民還有一個很不一樣的成本，那便是往往會削弱社會之內已建立的互惠責任。

 

回想起一九四五至一九七○年代最睿智之舉，便是駕馭共同認同而造就許多新的互惠責任。那些人生證實很幸運的人承擔起責任，協助那些沒那麼好命的人。還有一種敘事，讓遵守的人有使命感，更強化責任的敘事。

 

誰敢保證或許就在下一世代，好命人的子女不會淪落到沒那麼好命，因此扛起互惠責任對大家的開明利己都有好處。

 

移民並沒聽到這些共有認同、互惠責任及開明利己的敘事，所以公民難免懷疑他們是否接受這些，結果便是好命的公民較不願繳稅而造福移民及公民同胞。這種效應對技能不高而焦慮的各省居民，聽來特別糟糕；就在他們必須喚醒互惠責任時，他們的同胞卻因移民，棄他們而去。真不幸，目前那種效應的證據，叫人不得不信。

 

新的全歐洲調查，記錄下收入高出平均那一部分的人，對旨在幫忙艱苦人的重分配課稅有什麼態度，已找到證據。真不幸，全歐洲收入超出平均的那些人，相形低於平均的人，對重分配的熱情往往降低。只是，這些反應再與移民占人口的比例搭配，一種明顯形態出現了：移民比例愈高，收入高出平均的人支持重分配稅制的意願就愈低。

 

故此，雖說有些移民可能造福接納他們的社會、自己的原生國以及移民自己，但是沒有理由認為：那麼大量的移民，受市場吸引而決定利己，對社會很棒。一如往常，意識形態有所誤導。左派是除了移民以外，一切市場驅動的進程都出自本能而懷疑，而右派本來無條件力挺市場，但移民則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