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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校長新冠肺炎康復:“感覺一夜間變成120歲的老人”

據美國哈佛大學校刊《哈佛期刊》報導,初步確診新冠肺炎的哈佛校長勞倫斯·巴科(勞倫斯·巴科)及其妻子已從感染中康復,“現在感覺好多了”。
 
當地時間3月24日,巴科校長在致哈佛全體教職員工的帖子信中說,他本人及其妻子阿黛爾(Adele Bacow)自3月22日開始出現咳嗽,發燒,發冷,肌肉疼痛等症狀,遂於次日接受新冠狀病毒檢測,並於3月24日下午拿到了確診感染的結果。
 
巴科當時說,他從3月14日就開始在家辦公了,大大減少外出活動,所以並不確定是如何被感染的。
 
如今康復後的他,向校刊《哈佛公報》(哈佛憲報)分享了自己與妻子的經歷。以下為採訪全文:
“當時我生著病躺在床上,正好看到CNN在報導我生病的內容,那一刻有點奇怪,有種靈魂出竅的感覺。
 
《哈佛公報》(以下簡稱《公報》):您和阿黛爾現在感覺如何?
 
實際上,我們倆從未經歷過導致這麼多人住院的呼吸系統疾病。對我們來說,這很像流感。
 
《公報》:您都有一些症狀嗎?
 
巴科:一開始都是咳嗽,後來發展至發燒和寒戰。我全身疼痛,感覺自己幾乎一夜之間就120歲了。然後是嗜睡,就像患了流感時那樣。
 
《公報》:當認識檢測結果都呈陽性時,您當時是什麼反應?
 
巴科:我們一直非常當心,所以說實話,我有點吃驚。阿黛爾和我在出現症狀前的近10天裡,除了彼此,再也沒有見過其他人。我們完全被隔離在家裡。之所以如此謹慎,是因為我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非常容易被感染。事實上,有些人質疑我為什麼要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因為我的免疫力很低,所以我屬於高危人群。當檢測結果呈陽性時,我想“這個玩笑可開大了”。
 
當時最擔心的是我還能否履行(校長的)職責。2004年,我還在塔夫茨大學當校長時,被診斷出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當時我病得很重,不得不請了一個月的假。正因為如此,我意識到我必須照顧好自己,如果我身體出了狀況,對誰都沒好處。而如果別人生病了,我必須允許他們花時間來康復。所以當檢測呈陽性時,我試著去做一個好病人,做我應該做的事,以此來模仿我希望在別人身上看到的行為。我有幸擁有一支偉大的團隊,他們沒有錯過任何一個細節,只是為了在我不在的時候讓一切工作正常進行。
 
《公報》:那您生病期間,還可以繼續工作麼?還是完全不碰任何工作?
 
巴科:作為校長,你永遠不會完全脫離工作。我一直在看電子郵件。我的辦公室主任帕蒂·貝林格和高級職員比爾·李每天都給我打電話。我每天都會收到(執行副總裁兼首席行政官)凱蒂·拉普(Katie Lapp)和(教務長)艾倫·加伯(Alan Garber)的報告。如果需要的話,我也會給他們打電話。
 
《公報》:當您發郵件告訴哈佛全體人員您和阿黛爾都確診新冠肺炎時,得到了怎樣的回應?
 
巴科:我們收到了來自學生、教師、教職工和校友的上千份回复,這些回復來自世界各地。我和阿黛爾都被深深地感動了。
 
如果沒記錯的話,當時我生著病躺在床上,正好看到CNN在報導我生病的新聞,那一刻有點奇怪,有種靈魂出竅的感覺——這成為全國性的新聞。緊接著我們開始接到來自全國和世界各地的老朋友的問候。
 
“1月初,哈佛大學衛生服務部就開始關注中國疫情趨勢。我們利用了大量的專業知識來準備應對新冠病毒,並在此過程中做出一些明智的決定。”
 
《公報》:您是如何度過這段社交孤立的時光的?您是否一直在刷屏看什麼或讀什麼特別的東西?
 
巴科:光是看電子郵件就夠費勁的了。比較戲劇性的是,幾個星期前,兒子、兒媳和兩個孫女給我們打電話——他們住在紐約市,開始在家遠程工作——想知道如果他們在這段時間過來和我們住在一起,我們是否歡迎,當時我們說,“當然,十分想見你們”。結果,我們倆出現症狀的那天,他們真的開車來了,最大的麻煩是兩個孫女——2歲半和8周大——也被帶過來了。就這樣,他們一家一直待在我們家,一個屋簷下,雙方依然是視頻聯繫,以此保持社交距離。希望幾天后當我們從另一邊走出來時,能夠真正地和孩子們一起享受團聚。
 
《公報》:現在您感覺好多了,您在家工作的典型一天是怎樣的?
 
巴科:因為我剛剛恢復,還不確定是否可以真正回歸日常。我還沒有開始鍛煉,希望下週能重啟。通常每一天裡,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一夜之間收到的郵件。然後我通常有一系列的電話和會議,就像其他人一樣。有時這些電話是我的直接下屬打來的。我也在和政府官員聯繫,目前已經和州長、華盛頓特區、劍橋市、波士頓市的官員通了電話。
 
我也和我的同行保持聯繫。常春藤聯盟的校長們主要通過電子郵件保持密切聯繫,我也通過電話與他們中的一些人進行了交談。我經常與麻省理工學院校長拉斐爾·賴夫(Rafael Reif)交談,再比如(前哈佛校長)德魯·福斯特(Drew Faust)和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等等。基本上說,我試著接觸以前曾處理過類似情況的人,或者正在實時處理這些情況的人。
 
《公報》:請您回顧一下,我們學校是什麼時候開始監測新型冠狀病毒的?
 
巴科: 1月初,哈佛大學衛生服務部開始關注中國疫情趨勢。我們有來自中國的學生,也有相當數量的教師和工作人員前往中國。當時,我們還向從中國返回校園的社區成員發佈建議,告訴他們應該採取哪些措施來確保身體健康。然後我們開始建議人們不要貿然出國旅遊。
 
同時,與我們的教職工也進行了密切聯繫,他們中的一些人是全球知名的傳染病,病毒學,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專家,與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同仁們保持著聯繫,於是我們請他們就美國將面對的風險提供建議,並估計召集了一個危機管理團隊來追踪疫情,做一些初步規劃。凱蒂·拉普召集團隊,包括行政院長,副校長,以及大學其他環境健康和安全體系的人,規劃和思考如果在波士頓,甚至是哈佛校園裡發現病毒踪跡,我們可以做什麼。哈佛大學衛生服務中心主任阮江(Giang Nguyen)也很快組建了一個科學顧問團。還有幸請到艾倫·加伯擔任教務長,他既是一位醫生,也是一位經濟學家,發表過關於流行病管理的學術論文。因此,我們利用替代的專業知識來準備應對新冠,並在此過程中做出一些明智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