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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與經濟：復雜的願景
非法移民已成為一個日益突出的政治問題，隨著越過南部邊境進入美國的人數急劇增加，更是加劇了這一問題。
雖然研究表明，讓更多人進入美國對經濟整體有利，但研究也表明，一些美國人比其他人受益更多，而有些人的境況會更糟。什麼樣的人來美國以及如何進入美國也很重要，一些專家認為，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對移民問題管理不善導致一些不易察覺的問題。
即使是那些以支持移民為榮的人，在目前全國各地社區都能感受到的邊境局勢下，也在重新考慮他們的態度。蓋洛普報告稱，去年6月，40%的民主黨人贊成增加移民，而到了今年2月，根據美聯社/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的民意調查，這一比例降至27%。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絕大多數共和黨人或傾向共和黨的人認為非法移民是「危機」或「重大問題」。蓋洛普的調查顯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希望總體上減少移民。
誰從中受益？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從長遠來看，移民能促進經濟發展。
波士頓大學經濟學家塔里克‧哈桑（Tarek Hassan）教授即將發表的一篇論文估計，在美國一個普通縣，每湧入1.2萬名新移民，當地居民的人均專利申請量就會增加30%，當地居民的平均工資也會提高5%，而所有這些變化都將在五年內實現。隨後幾十年內，工資效應可能會翻倍，然後逐漸減弱。
哈桑告訴《大紀元時報》，這一結果背後的驅動力可以用「兩股力量之間的較量」來形容。
他說：「當更多的移民到來……他們會拉低工資，因為人越多意味著每個人的工資就會降低。」「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相信，經濟增長來自於更多的人能夠坐下來思考，產生一些新想法。」
他說，這篇論文表明，後一種效應「勝出」，該理論認為，新移民的生產和消費使經濟規模更大，從而能夠支持更多高薪工作。
然而，與《大紀元時報》分享的該研究結果表明，高學歷的移民帶來了大部分好處，低學歷移民對創新和教育造成了負面影響，但這兩個數字在統計上都不顯著，誤差幅度太大。
哈桑承認，「確實，受過更高教育的移民會產生更多積極影響。」
這就是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之間的差異發揮作用的地方。
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估計，（合法）移民的總體受教育程度幾乎與本地人口相當，36%的移民擁有學士或更高學位，而非法移民的這一比例僅為18%。
美聯社/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3月份的一項民調顯示，美國人對非法移民的擔憂也遠遠超過對合法移民的擔憂。
哈桑論文的結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人從移民流入中獲益最多。至少受過5年大學教育的人的工資漲幅，比只受過4年大學教育的人要多得多。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的工資幾乎沒有變化，沒有高中文憑的人的工資略有下降，儘管這一數字在統計上並不顯著。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經濟學家喬瓦尼‧佩里（Giovanni Peri）教授使用了另一種方法來分析移民對本土勞工工資和就業的影響。他的研究結果似乎在某種程度上與哈桑的觀點相悖。
佩里在今年4月與亞歷山德羅‧凱烏米（Alessandro Caiumi）合著的一篇論文中得出結論，2000年至2019年期間，移民為教育程度較低的本地人帶來了更高的工資和更高的就業率，但對教育程度較高的本地人幾乎沒有影響。
他發現，新移民確實導致了其他一些移民的工資下降，但只對那些具有高中或更高學歷的人有影響。
佩里指出，受教育程度低的移民往往是非法移民，他們要麼打黑工，要麼申請庇護，這樣他們就可以在案件審理期間獲得工作許可。
他對《大紀元時報》說：「問題是，這些人中的絕大多數不會得到庇護。」
事實上，越過南部邊境的人往往是為了逃避他們國家的犯罪問題，或尋求更好的工作，這兩者都不是尋求庇護的理由，因為庇護是專門為面臨迫害的人準備的。
根據他的研究結果，佩里建議為低學歷移民開辟一條合法入境的途徑，讓他們能夠在餐館、酒店、農場和老人護理院等地從事非法移民經常做的工作。
他說：「我們將能夠更多地跟蹤和了解他們的情況，這樣管理移民會更有序。」
佩里的論文確實發現了移民對本地人就業的一些負面影響，但僅限於高中以下學歷、經驗不足的工人。
哈桑和佩里還指出，他們的研究著眼於移民的平均效應。
哈桑說：「有許多微觀經濟學研究記錄了在特定時間、地點、群體的工資上漲或下跌。」
他的論點是，如果將影響平均化，移民有助於經濟發展，即使在地方層面也是如此。
財政影響
一些專家認為，無論移民帶來多少經濟效益，都應該權衡納稅人為此付出的代價，非法移民的費用尤其高昂，因為他們給移民執法機構帶來了沉重負擔。
美國移民改革聯盟（FAIR）主席丹尼爾‧斯坦因（Daniel Stein）表示：「在一個具有西方文明的程序流程、憲法規範、基本公正原則以及準司法程序的國家，在驅逐程序方面，得經歷一次又一次的聽證會，想要把一個人驅逐出境的成本非常高昂。」FAIR主張大幅減少移民。
FAIR嘗試計算非法移民的財政成本，包括執行移民法、執法、福利、醫療保健和兒童教育等。他們的報告稱，去年的年度成本達到1,630億美元，高於2017年的1,160億美元，但該組織承認由於缺乏數據，估算存在局限性。
許多非法移民打黑工，因此不繳納所得稅。
然而，移民研究中心（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 CIS）的研究主任史蒂文‧卡馬羅塔（Steven Camarota）表示，即使非法移民繳納稅款，但通常情況下由於收入不足，他們最終還是會成為財政負擔。移民研究中心主張減少移民。
卡馬羅塔對《大紀元時報》說：「那些每小時掙15美元、18美元、20美元的美國出生的人和合法移民，通常也是財政負擔。」
「但他們已經在這兒了。」
他說，餐館、酒店和園藝公司可能確實需要更多的工人。「但你要知道，這些企業支付的工資不足以讓這些工人養活自己，尤其是當他們有了孩子之後（，所以他們得依靠福利，成為財政負擔）。」
經濟之外的因素
對非法移民的許多抱怨已不只限於經濟問題。斯坦因說，由於移民執法程序非常繁瑣，在很多情況下，政府「甚至都不會去嘗試」。但在他看來，這一現實撕裂了社會的結構。「這破壞了法治普遍適用的原則。」他說。
他認為，依賴外國勞工也不利於經濟健康發展。他指出，處於勞動年齡男性的勞動參與率處於歷史低位。1950年代，在25—54歲的男性中，既不工作也不找工作的人不到3%。近年來，這一數字一直徘徊在11%左右﹐這個問題有多種原因，但斯坦因認為外籍勞工是原因之一。
哈桑對此表示懷疑，「我認為這只是猜測，我不知道有任何證據支持這一說法。此外，鑑於我們發現移民對工資的影響為零，我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小。如果不是因為壓低了本地人的工資，移民又怎麼會把他們擠出就業市場呢？」他在電子郵件中回答道。
「此外，我們的發現之一是，當地移民的增加導致更多的本地人搬到該地區。如果本地人（因移民的到來而）離開勞動力市場，人們就會看到相反的結果！」
不過，斯坦因認為，他的觀點歸因於更為長期的文化轉變，而不是經濟因素。「本土出生的人參與勞動也存在一定階級因素。」他說。
過去，美國年輕人把從事體力勞動、服務性工作視為一種成人儀式。
這就是人們養成好公民的習慣和職業道德的方式。」
隨著對外國勞工的依賴增加，家長們不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從事這類工作，而年輕人也無法融入其中，通常，他們不會說同事們的語言。
他說，還有「人脈招聘」的效果，管理人員會從他們已經有聯繫的社群中招聘員工。
他說，這些問題現在已經在文化中根深蒂固，不是通過簡單地切斷移民流入就能解決的。然而，他認為，穩定的外國勞動力供應，使社會可以忽略處於工作年齡的美國人無所事事的問題。
前所未有的收容問題
幾位專家說，自2021年（非法移民）開始湧入以來，很難確定究竟有多少人進入美國。
卡馬羅塔指出，自2021年以來，外國出生人口增加了約660萬——「這是前所未有的增長速度」。
據CIS估計，其中約380萬人是非法移民。卡馬羅塔說，這比邊境巡邏隊抓獲或至少看到的越境人數要少得多，但這是預料之中的。
他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非法移民人口自然會減少。每年，都有人被驅逐出境，有些人離開美國，有些與美國人結婚並獲得合法身分，有些則死亡。他們在美國出生的子女自動成為公民，因此他們的人口只會隨著新移民的到來而增長。
然而，保守派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邊境安全與移民中心（Border Security and Immigration Center）高級研究員西蒙‧漢金森（Simon Hankinson）指出，除了規模之外，新移民還有一個不同之處——他們被收容的方式。
他告訴《大紀元時報》：「我關注移民問題已經三十多年了，從未見過像紐約市這樣的情況，比如，他們開出空白支票，願意為無限數量的人提供住所和食物。」
他認為，這種收容水平可能阻礙同化，將移民集中在他們自己的飛地裡。
「大熔爐」的概念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能夠在一兩代人的時間裡，接受關於言論自由、努力工作、個人責任等相同的基本原則，他們接受公共教育，因此，即使政治立場上有所不同，也有一定的共識。」他說道。
「如果把大量的非法移民集中在一個他們根本不與當地人或其它社區的人互動的社區，那麼現在的歐洲，就會是明天的美國，同化過程需要更長的時間。」
哈桑說，社會和政治因素確實可能比純粹的經濟因素更能成為監管移民的理由。
「移民對政治和社會產生影響，從某種程度上限制了社會吸納移民的總體能力。我認為我們還遠未到經濟無法再吸納人口的地步，但是可能已經接近社會不再希望有更多移民的地步了。就這個議題確實應該進行辯論，但由於兩極分化，現在辯論還未展開，人們對於這裡的微妙差異並不感興趣。」他說。
「在我看來，很顯然，應該就我們需要多少移民作出一些政治決定，同時牢記移民對經濟有利。」
原文：Immigration and the Economy: A Complicated Pictur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